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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酒文化,源于一场自导自演的酒局

2019-01-28 11:04来源:网络

每当聊起宋朝,总有学者痛心疾首,恨“靖康之耻”、恨“十三道金牌”,恨“抗金”、“抗元”不力,恨不能穿越回宋朝指点江山。殊不知,自宋朝建国,便注定是一个“文昌武弱”的朝代。

宋太祖赵匡胤建宋之前,担任后周殿前督检点,统率禁军。后周是“五代十国”中“五代”最后一个朝代。不到百年的时间里,拥有兵权的武将不断上演“弑君篡位”,成为历史长河中的“奇观”。

公元960年,有消息称契丹联合北汉南下进犯后周,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。周军行至陈桥驿,赵匡胤发动兵变,众将领将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,拥立其为皇帝,史称“陈桥兵变”。这一幕何曾相识,公元950年,后汉侍中郭威率军北上抵御契丹,同样被黄袍加身,被拥立为帝,建立后周,史称“澶州军变”。

赵匡胤建宋后,展现其“高瞻远瞩”的一面。在太庙立下誓碑,保全优待前朝宗室后裔,不得滥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。保护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,会让朝堂常有诤臣不亡其国。优待前朝宗室,为后世兵变者开先河,力保其后世子孙。

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五代乱世重演,确立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,自导自演了被后世评为中国十大酒局之一的“杯酒释兵权”。公元961年,赵匡胤安排酒局,宴请石守信、王审琦等禁军将领。酒局之上,赵匡胤先是感谢众将领拥立得以荣登大宝,众将领回应天命所归。然后唉声叹气,表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,众将领询问下,才得知皇帝担心他们手握重兵日后会造反,或者将领手下贪慕荣华富贵“拥立”将领为皇帝。众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赵匡胤抛出“不如多积攒金帛田地,颐养天年,君臣无猜”,众人纷纷应允。隔天早朝时,禁军将领们纷纷上书称病请辞告老还乡,赵匡胤一一应允,顺利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。公元969年,再次召集王彦超等节度使宴饮,也顺利解除其藩镇兵权。可以脑补一个画面,当时将领们激烈反对,赵匡胤酒杯一摔,门后涌入大批刀斧手,上演别样酒局“鸿门宴”。

 

杯酒释兵权

  在赵匡胤的倡导下,以分权制衡为要,对军事、行政等多方面进行改革,把军政大权牢牢抓在皇帝一人手中,约束武将,重用文臣。基于这种治国方略,宋朝涌现出一大批文人政治家,如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范仲淹等,其中王安石与欧阳修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曾巩被后人称为“唐宋八大家”,司马光主持编纂《资治通鉴》,范仲淹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《岳阳楼记》等传世文章。

自宋朝建立以来,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与辽(契丹)、西夏(党项)、金(女真)及元(蒙古)有军事对抗,军费始终处于紧张状态。为筹措军费,宋朝对酿酒业实行“专卖榷酒”及“买朴”制度。专卖榷酒,是国家控制造曲、酿酒及售卖等环节,禁止民间百姓及各级官员脱离酒务控制而酿酒售卖。买朴制度,大酒户出钱承包一定数量的酒并售酒成为“正店”,政府将划分其一定区域独家销售,区域内其他的“脚店”、“拍户”、“泊户”等必须去“正店”购酒。到南宋时,各级政府和军队直接插手酒业,经营酒务,形成更为系统的榷酒结构。

正是政府的重视,酿酒迎来新的发展。宋代之前,完整的酿酒技术文献资料很少,散落于诸多史籍。宋代朱翼中著《北山酒经》,分为上下三卷。上卷为经,概述历代酿酒的重要理论;中卷讲曲,收录十几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;下卷讲艺,论述酿酒的技术。《北山酒经》涵盖酿造精华,在酿酒实践中具有指导价值,被誉为学术水平最高的古代酿酒书籍。

宋代朱翼中著《北山酒经》

  除官酿以外,受酒务控制的民间酿酒十分活跃。究其原因,官酒价格偏高及质量不稳定(偶尔),无法成为广大中下层百姓的日常饮品,于是很多百姓都自学酿酒,后来官宦及富贵人家也开坛酿酒,成为当时的时尚。和现代人一样,宋人觉得自家酿酒是个人亲自酿造,百分百纯粮,从头到尾用心倾力,不像官酒批量生产又减工加水,所以更值得品味及与人分享。

 

宋代官窖酿酒遗址

宋代官窖酿酒遗址

  民间酿酒积极性很高,涌现出一大批名仕佳酿,如苏轼的真一酒及天门冬酒,刘挚的天苏酒,杨万里的桂子香、金盘露等。佳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张能臣著《酒名记》收录北宋名酒二百二十三种,周密著《武林旧事》中“诸色酒名”详尽记载皇室用酒及各地名酒。(文|欧阳千里